據《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東北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別減少7.6萬人、13.33萬人和21.8萬人。具體東北三省一年減少42.73萬人是怎麼回事？東北三省為什麼一年減少42.73萬人？一起來了解。
東北三省一年減少42.73萬人是怎麼回事
從計劃生育到“單獨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隨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國家衞生健康委官網近日發佈對全國人大代表建議的答覆稱，東北地區可以立足本地實際進行探索，提出實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試點方案。消息一出，引發輿論關注。
東北地區人口的持續下降，為當地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敲響了警鐘。2020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常務副省長陳向羣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懇請率先在東北地區全面放開人口生育政策。
國家衞健委表示，曾委託遼寧大學、吉林大學等研究機構做過研究，並多次赴當地開展專題調研。東北地區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開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兒成本高，如何解決？總枱央廣記者專訪了遼寧大學和吉林大學參與上述研究的相關專家。
一年減少42.73萬人，東三省人口全部負增長！
東北地區為何要率先嚐試“全面放開生育政策”？遼寧大學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麗敏給記者列了一組數據：
宋麗敏：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別減少7.6萬人、13.33萬人和21.8萬人，合計減少42.73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分別為-0.80‰、-0.85‰、-1.01‰。雖然東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數據尚未公佈，但大概率也是延續人口負增長態勢。
國家衞生健康委稱，東北地區人口總量減少，折射出的是區域經濟體制、產業結構、社會政策等綜合性、系統性問題。比如，隨着資源枯竭和國家產業升級轉型，大批年輕勞動力無法在本地找到滿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經濟更好、工資更高的地區。
專家：生育意願一旦降下來，就很難再提高上去
宋麗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東北地區出現人口負增長的兩個主要原因，而生育意願一旦降下來，就很難提高。衞健委的答覆也指出，東北邊境地區的生育政策其實相對寬鬆，比如如黑龍江省規定夫妻雙方均為邊境地區居民的可生育三個孩子，但生育意願不高。
宋麗敏：東北它還有一些特色，比如説國有經濟比重高，原來我們控制生育的政策執行的效果比較明顯。這樣我們過早的形成了一個，我把它叫做“生育意願剛性”——就是説人的生育意願一旦降下來，就很難再提高上去。我們現在生養孩子給家庭帶來的收益，它也不斷在弱化，但成本不斷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願一旦降下來就很難提高。
那麼，東北地區，全面放開生育限制的話，應該從哪些方面做好哪些準備？宋麗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對生育意願情況進行摸底調查。
宋麗敏：有必要針對全域做一個生育（意願）的調查，全面放開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對未來人口發展有什麼影響。第二個就是要做一下監測，就看這個效果怎麼樣，下一步我們再怎麼做能夠去改善或者是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
提高生育率，只是東北地區的當務之急嗎？
提高生育率，並非只是東北地區的“當務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長李紀恆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響，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
公安部發布數據顯示，2020年出生登記的新生兒較2019年減少了175.5萬人，降幅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經迫在眉睫。
吉林大學人口、資源與環境研究所所長王曉峯認為，在東北地區“試點探索”還不夠，應該在全國範圍內加速全面放開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時指出，生育政策作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對於解決人口負增長問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來説還遠遠不夠。
王曉峯：生育政策也僅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範圍內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範圍以外，這個時候就是説如果解決我們社會經濟發展的問題，我認為恐怕還不夠。全面放開生育限制，我個人認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開的可以快一點，範圍可以更大。所以還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這樣綜合來實施。
國家衞生健康委指出，經濟社會因素已成為影響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別是經濟負擔、嬰幼兒照護和女性職業發展等方面，羣眾反映尤為突出，生育政策對生育行為的影響大為減弱。
育兒成本高，如何解決？
有聲音指出，有些人不願“生”，其實是擔心“育”。
生孩子容易養孩子難，首先就是“錢”的問題。學區房、奶粉錢、興趣班……“育兒賬單”越來“沉”， 推高了養娃成本。宋麗敏建議，可以從差異化的個税抵扣及經濟補貼政策入手，進一步減輕家庭育兒成本：
宋麗敏：（建議）一個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減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級，使家庭的納税有大幅度的削減。實行遞進式的生育津貼制，根據孩子的成長不同階段，根據孩子的數量實行梯次遞進的補貼機制，緩解家庭的經濟成本。同時包括生養孩子過程當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説母嬰商品，比如説我們購買房產還有很多税收都應該有減免，我覺得這樣更科學也更人性化，體現了一種生育友好性。
懷孕生子時降職降薪了怎麼辦？重回職場害怕“跟不上”瞭如何解決？已婚婦女不願生育的另一個原因是擔心“職業生涯斷檔”。對此宋麗敏建議，可以參考國外經驗，實行性別平等的育兒假。
宋麗敏：其實我們現在男性好像只有陪產假，然後就沒有育兒假。如果父親能夠共同來參與育兒的話，可能就能減輕母親的負擔，對她的職業中斷產生的影響也會有一定的削減。所以我就特別主張要實行性別平等的育兒假，讓男性承擔更多育兒責任。
除了金錢和時間，育兒還需要“人力”成本。“一個人工作養不起，兩個人工作孩子沒人帶”，是很多年輕夫妻的真實寫照。
國家衞健委在全國人大代表建議的答覆中提到，2019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已協調相關部門共同推進托育服務工作，托育服務開局良好，成效初步顯現日前。此外，國家衞健委日前還對外公佈了《托育機構保育指導大綱（試行）》。王曉峯認為，大力發展托幼機構，可以發揮市場資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導。
王曉峯：東北計劃經濟年代國有成分高，是不是國有企業裏都有託兒所？對，但是後來市場化之後，很多都放給社會了，特別是公辦的0到3歲的托幼機構就逐漸就沒有了。現在政府又在做這個事，我認為這應該是一個在減輕家庭育兒負擔應該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歲的突破與機構如果能很好的能夠辦起來，能夠推廣，特別是在一些國有企業裏邊先把它辦起來，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減輕相當比例的育齡人羣家庭的育兒負擔了。
專家：改變“晚婚晚育”的思路，該結婚就結婚
王曉峯告訴記者，一般意義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羣。近幾年的研究發現，已婚生育率其實是在緩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體生育率的另一個辦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結婚意願，並且改變“晚婚晚育”的思路，縮短生育週期。
王曉峯：我們國家現在不結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實際上一定程度還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沒有婚姻了還如何談得上生育？所以從社會政策的角度講，這是不是一個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輕人特別是婚育人羣，到一定年齡了，該結婚就結婚，別晚婚。
